周梅森是一位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家，也是一位爱国情特别浓的作家。他说出“中国制造”这四个字，仿佛是他从丹田里吐出一股豪迈之气，他的小说就明显凝聚着这样一股豪迈之气：他是在为中国人民亲手开创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康庄大道而秉笔直书，而放言高歌。他的笔也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文学之思，从《人间正道》到《天下财富》再到《中国制造》，每一部都让读者感受到最新鲜最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从《中国制造》看得出，周梅森的确在现实的铁砧锻打之下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我说的成熟是指政治的成熟。其实文学对作家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作家既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也应该是一位政治家。尽管我们有过很不愉快的历史，政治却完全是一名作家应该十分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走向现代化、越来越具备科学的秩序的今天，一位关注着社会进程的作家不可不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胸襟。
《中国制造》以某省平阳市的改革为背景，作者的笔触直接深入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决策和矛盾之中。老书记姜超林在平阳市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创业，使平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省名列第一的经济大市。小说的开头则是姜超林即将退役，而接替老书记的将是年轻有为的高长河。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而这又正是省委深化改革的战略性方案中的一步。它意味着平阳市将掀开新一页。作者通过小说形象的叙述，告诉读者：平阳新的一页，新就新在它将从经济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制造》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小说。
作为一部政治小说，《中国制造》切入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点，它是要从一个更宏阔的视野去探寻中国在本世纪末所进行的一场社会经济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探寻政治体制对这场改革的影响及掣肘，同时也探寻这场改革必然对现有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反作用力。《中国制造》是凭借深刻思想才能酝酿出来的。这种思想的深刻也就凝聚在“中国制造”这四个字上。在我们尚处在贫困落后的环境下，曾格外憧憬“中国制造”四个字，于是印有“中国制造MADEINCHI?NA”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工厂从农村生产出来。周梅森站在改革的现实大地上，对“中国制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发生在本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改革，只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只能是用中国自己的“机床”———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现存秩序等“加工”出来的产品。从这一角度去观照中国的改革，便有很多发人深省的东西。比如，在平阳市存在的腐败问题，有两处最为突出，一处是平阳轧钢厂———大型国有企业，一处是经济发展最快、成绩最突出的县———烈山县。这种情节设置就包含了有关腐败与反腐败、腐败与政绩、腐败与现有体制等许多交织纠葛的话题。又比如，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平阳老市委书记姜超林，与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高长河，其对党的忠诚、其事业心、其政治抱负，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应该构成冲突，但只要他们之间在职务上发生了接替的关系后，他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构成冲突。周梅森非常准确地描写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几乎不掺杂个人私欲的冲突，又是目标并不相左的冲突，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制造”的冲突，这一冲突几乎贯穿在作品始终，这使得这部作品更加耐人寻味。它直接诘问的正是中国政治本身。小说雄辩地说明，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历史的必然。周梅森在作品中写了众多的党的干部形象，绝大多数干部基本上具备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素质。问题在于，这些素质很好的干部，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他们的热能，在一种已不适应的工作机制中，在一些已经该扬弃的观念中，白白地耗掉了。平阳市委的新老班长姜超林和高长河在矛盾纠葛之中终于释惑，终于握紧了双手，就因为他们一致认识到了这一点。姜超林感叹道，在这二十年里，我们有多少好同志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这简单而又沉重的真理而斗争啊！咱中国哪一座城市的辉煌后面没有一大批这样那样的好同志呢？可令姜超林和高长河深深自责的是，他们感到包括自己在内却是在为这些好同志酿造眼泪和伤心。当风平浪静之后，开始了新的一天，周梅森安排了一个很微不足道的细节，高长河拒绝了办公厅主任为他安排的0001号牌照的奥迪车，果断地要求“换车！”也许这一换车意味着平阳市更伟大的“中国制造”已经开始：领导班子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在制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更伟大的辉煌。
在周梅森关于中国改革的三部曲中，虽然着力展现了这场改革的伟大和这场改革的辉煌业债，但作者到了写《中国制造》时变得更加冷静，因为他懂得这伟大是与艰巨相伴而行的，这辉煌业绩是来之不易的。更何况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走到终点，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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